大人物的创业故事分享

　　大人物的创业故事分享，今天来为你讲述纳德·特朗普、曾毓群、侯为贵的创业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唐纳德·特朗普的创业故事

　　特朗普生于1946年6月14日，在纽约市出生，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祖父英年早逝，父亲为帮助家计，甚早即决意创业，发现房地产生意颇具“钱”途，遂创设“特朗普公司”，专门在纽约市皇后区及邻近地区兴建并经营中型公寓，供一般民众租赁或购买。

　　在父母亲友的爱心呵护下，特朗普自幼即满腹自信，活力四射，无法静下来用功读书。13岁那年，父母只好送他去“纽约军事学校”求学，冀望军校的严格训练能帮助他力争上游。在军校就读期间，特朗普人缘甚佳，不仅学业成绩优异，也是运动健将，1964年自军校毕业时，领袖气质已隐然成形。

　　离开军校后，特朗普获准进入隶属常春藤联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就读。大学时代，特朗普孜孜不倦地汲取商业领域新知，培养机敏生意眼光，加上父亲耳提面命的经营秘诀，大四时，已蠢蠢欲动，欲在商界闯出一片天。他不时去国外考察最新与未来的经济走向，深切体认现今最重要的企业经营战略就是“市场营销”。

　　大学一毕业，特朗普即进入父亲创建的房地产公司任职。虽然大学四年的每年暑假，他都协助父亲管理业务，却不愿待在生活圈子狭窄的纽约市皇后区，宁可独自迁居繁华热闹的曼哈顿，勇敢地伸出触角，在高级社交圈结识不少有钱有势的政经名流，对于他日后发展房地产事业，有莫大助益。

　　特朗普自认比父亲更具野心，他看出纽约市的经济潜力，开始着手兴建外观壮丽显眼的高楼大厦，赚取较高利润。1974年，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特朗普立刻买下这块地产，向政府建议在此兴建“市立会议中心”，但迟至1978年才始获纽约市政府首肯。特朗普得寸进尺地向市政府要求用“特朗普”命名此会议中心，可惜遭市政府拒绝。

　　1975年，特朗普以1千万美元买进邻近纽约中央火车站的破旧旅馆，历经五年的运筹帷幄，不仅说服市政府给予40年减税优惠、顺利办妥贷款手续，并亲自监督重建工程，于1980年竣工的“凯悦大饭店”，是特朗普房地产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他以重金礼聘着名建筑师设计新颖亮丽的旅馆外貌，吸引络绎不绝的宾客，至今仍生意兴隆。“凯悦大饭店”的成功，彰显出特朗普锐不可当的企业才华，年仅34岁，已在纽约市颇具名气。紧接着，又以2亿美元在纽约曼哈顿商业区兴筑“特朗普大厦”，这幢高达68层的综合商业大楼，为高收入的民众提供宽敞办公室、精品商店以及豪华公寓，吸引无数长期租客，特朗普亦因此赚进滚滚钞票，并继续攀越更具挑战性的高峰。

　　特朗普逐渐将投资范围延伸至房地产以外的行业，开设赌场、经营航运、主掌职业足球队、赞助职业拳击赛。

　　他在累积财富的过程里，将自己的姓名冠在手下每一项房地产与投资事业上，连他拥有的泰姬玛哈赌场内，供顾客装钱币的塑胶小桶也印上特朗普之名。由于财富堆积而来的荣耀与名位，使他不禁沾沾自喜，陶醉在虚幻的金钱游戏与声色犬马中。

　　曾毓群的创业故事

　　1989年，这个来自宁德市蕉城区飞鸾镇岚口村的农家孩子，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至福建一家国企。

　　不过，仅仅三个月，他就辞去工作，跑到广东一家电子厂做工程师。在那个年代，这样砸破铁饭碗的举动，可谓十分大胆。

　　曾毓群去的这家公司是东莞新科磁电厂，隶属于全球最大的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SAE。

　　在新科，曾毓群一干就是十年。凭着出色的专业能力和胆识，他31岁时便成了最年轻的工程总监。

　　一次，SAE执行总裁梁少康找曾毓群帮忙考察一个电池项目。曾到深圳跟专家讨论了一天，回来写了一份报告，论证了的确有可行性。梁少康此后透露了真实目的：拉他一起做电池。但曾毓群并没有答应，当时他正与猎头接洽，打算从新科离职去深圳一家公司做总经理。

　　梁少康深知曾毓群的才华，又找到曾在新科的顶头上司陈棠华做说客。

　　几次三番，曾毓群终于被说动，决定几个人一起做电池。就这样，1999年，梁少康、陈棠华、曾毓群等人组建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mperex　Technology　Limited，简称ATL)在香港注册成立，并在广东东莞成立了首家工厂。

　　回忆起创业之初，曾毓群说“完全是一种冲动”。当时公司没钱，所有人工资减半，而且广募资金，把能找到的钱都投进去了。如果没有这次冲动，堪与国际巨头抗衡的中国电池企业或许就不会这么早诞生。

　　购买专利“被坑”解套成功量产

　　要做电池了，ATL首先要为自己找准一个研发方向。当时市场上常见的圆形电池、方形电池等产品是索尼、松下等日企的天下，自动化程度很高，质量整齐划一，中国企业很难与其竞争。

　　这样，尺寸灵活多变、不太适合自动化的聚合物软包电池，就成了ATL的选择。创业团队发现，诺基亚一款翻盖式手机配的是索尼聚合物软包电池，短小、轻薄，便于携带，他们判断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便由曾毓群带着资金飞到美国，购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聚合物锂电池专利授权，规定每卖出一个电池要支付对方固定比例的提成。

　　然而，试制开始后，他们发现，按贝尔实验室配方做出来的电池有个要命的问题——反复充放电后，电池会鼓气变形，以至于不能继续使用。

　　曾毓群跑回美国找专利授权人。结果对方慢悠悠地说，电池鼓气是一个本质问题，他们也不知道怎样解决，被授权的全球二十几家企业也都没人能搞定。

　　250万美元创业资金已经花去大半，产品却不能使用……回国后的曾毓群夜不能寐。经过苦苦思索，他推测问题可能出在电解液成分上。锂电池能使用的温度上限是85℃，而贝尔实验室的电解液中有些成分沸点为93℃，非常接近锂电池温度上限，这会不会有关联呢?

　　整个团队根据这个思路讨论了一个下午，随即联系电解液生产企业，弄出了七个新配方，排除了低沸点的化学物质。两周后，根据两个新配方做出来的电池竟然真的不鼓气了!就这样，ATL成了全球20余家获得贝尔实验室授权的企业中唯一成功量产的公司。

　　2000年正值国内手机开始普及，但国内手机企业高度依赖韩国方案商，买来套件组装一下就成了手机，能改动的东西很少，除了电池。而ATL报价是韩国电池的一半，容量却增加一倍，还能量身定制不同尺寸，没有哪家厂商能拒绝这个诱惑。在DVD、蓝牙耳机、手机等电池市场，ATL的产品迅速铺开。

　　2002年6月，ATL单月盈利，当年实现整年盈利，并获台湾汉鼎的A轮风投。2003年，美国凯雷投资和英国3i集团B轮投了2500万美元。

　　2004年，苹果找上门来。据悉，苹果当时也找过别的锂电池公司，但要么没有灵活性，要么解决不了电池鼓气的难题。而ATL为他们解决了当时锂电池循环寿命过短的问题，成功为苹果一款MP3供货，共计1800多万个。而随着苹果进军智能手机行业，ATL也顺利成为iPhone电池供应商，直至今天。

　　侯为贵的创业故事

　　侯为贵1942年生于西安，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航天部691厂，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要求下，691厂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侯为贵作为骨干，被派往美国考察。在那里，他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震惊之余，每天接受市场的洗礼。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说，你们这是乱撒钱，电镀并不需要那么厚。对方的话让侯为贵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他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最初想做IC，但那是个烧钱的行业，为了求生存，他只好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

　　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以电话机为例，每台赚几毛钱，200多号人干一天还拿不到200块，人均创收不如一个修鞋工。但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程控交换机，他敏锐地意识到，通信业在未来将会迎来大发展。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侯为贵夹缝中求生存，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凭借这一产品，中兴摆脱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但苦恼随着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不愿看到中兴陷入险境，开始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侯为贵避免了股东的过多干涉，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度。

　　这次制度创新后来成为中兴成长的重要推手，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

　　不搞技术崇拜

　　侯为贵工程师出身，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多年的市场摸爬滚打经验告诉他，技术必须紧贴市场，过快或过慢都不行。

　　摩托罗拉当年因为技术崇拜，推出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最终却因为技术超前，投资巨大，以惨败收场，搞得元气大伤。侯为贵目睹了这一切，对市场多了一份敬畏，他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上，这让他有鹰一样锐利的眼光。

　　2001年做小灵通时，这种产品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的观点和华为一样。更要命的是，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曾几度下令封杀、缓建。

　　侯为贵不为所动，他站在市场的角度，反驳了质疑者：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兴坚持做小灵通。此后，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中兴赢得了大单。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

　　很快，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联通上马CDMA之初，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退一步来讲，即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联通采用了CDMA95，中兴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两场战役，中兴完胜华为，趁机缩小了与华为的差距。

　　时值互联网的寒冬，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2000年的急速扩张后，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不得不写出《华为的冬天》。而中兴却逆势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为“过冬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

　　低成本尝试

　　重视市场，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只不过，和华为重金豪赌某一技术不同，侯为贵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尝试的策略。具体来讲，中兴不排除任何一次新的机会，也不会在某个机会上过多下注，只有在形势明朗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源自市场的教训。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因为冒进盛极而衰，有的甚至彻底倒下。另一方面，保守同样害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栽倒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在3G投入应用前，市场上有WCDMA、CDMA2000、TD-WCDMA三种制式，背后的主导者分别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由于信息产业部久拖未决，各厂商不得不三头下注。

　　虽然都是三箭齐发，但侧重点不一样，华为采取一贯的压强原则，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以压倒性的物力和财力，豪赌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与华为不同，侯为贵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向CDMA2000过渡;与大唐共同起草TD-WCDMA，争取政府的支持。

　　TD-WCDMA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国际标准，大多数厂商信心不足，敢于大规模投入的寥寥无几。但侯为贵断定，这是一次政府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必定会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因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最初只投入了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3000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大赢家。

　　虽然后来，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不轻言放弃

　　侯为贵做事稳健，从不冒进，可一旦下决心做，就会变得非常固执，绝不轻言放弃。

　　联通刚开始做CDMA时，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间摇摆。1998年，好不容易选定CDMA95，在北京小汤山举行投标，中途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原因是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

　　几番折腾下来，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纷纷选择放弃。华为的判断是：联通在短期内很难上马CDMA，即使几年后上马，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一度犹豫，在中兴内部，甚至出现项目组被解散的情况。但最终，他选择了坚持，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结果，在后来的招标中，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2000年，TD-WCDMA被ITU接纳为国际标准，众厂商开始纷纷布局。但接下来长达八年的技术研发和政策等待期，却耗光了大多数公司的激情和信心，他们有的中途观望，有的则干脆彻底离场。中兴是少数坚持下来的厂商，最终大获全胜。

　　海外征战20年，侯永贵的坚持不但让中兴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非洲是中兴的重要市场，那里很多国家政局不稳，经常动乱，中兴人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活。

　　2007年，侯为贵派人去开拓索马里市场，当地运营商安排两辆配有重型武器的专车来接机，车上由全副武装的保镖坐镇。深夜，酒店外传来阵阵枪声，一场激战正在上演。

　　争夺埃塞俄比亚市场时，很多欧美通信巨头认为工程复杂，要在偏远地区雇人挖沟，埋电缆，感觉很吃亏，中途选择了放弃。但中兴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样的坚持中，中兴人一点点赶上巨人的步伐。2G时代，大局已定，很难翻盘;3G时代，中兴主动出击，开始崭露头角;到了4G时代，中兴不但赶上了跨国巨头，还在技术上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力压诺基亚，成为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