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形成的地理环境、形成过程

　　宁波人从事经商活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全围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东南部，海道辐辏，水陆交通都很发达。《宁波府志》称：“宁郡六县，俱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宁波不仪海道辐辏，而且河道和陆路交通也很方便，通过甬江、姚江和浙东运河，连接上钱墉江，然后进入京杭大运河，可把货物运销全国各地。

　　宁波虽有地利之势，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地狭人稠之地。《鄞县志》记载:“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再加上包括现舟山群岛在内的宁波府辖区，岛屿众多，多岩礁而少耕地，更加剧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这也促成了宁波人为生存和发展闯荡世界的雄心，也正是这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闯荡四方的磨炼，铸就了宁波帮商人不畏辛劳、顽强开拓、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的性格。

　　早在秦代以前宁波已有近海岛屿上的鱼贩盐商和滨海地区的商贩来这罩集货交易。晋朝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市艄，遥达海外”。 唐代“福州、明州(即今宁波)、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宋代，与日本、高丽交易的大商船仕大都从明州出发。到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明嘉靖二年(1523年)，因倭寇残杀宁波沿海人民，实行海禁，而当时宁波港口外双屿港，走私活动盛行，由于明朝政府派军队缉私，这些走私集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转向南洋发展。在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驱使下，商业资本为了寻求出路，宁波商人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贸易外，纷纷转向内地贸易。这时在内地经商的宁波人渐多，从那时起，逐步形成商帮。明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在北京建立鄞县会馆， 这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初步形战，但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等北方地带，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行。

　　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资本也日趋活跃，“宁波商帮”迅速发展并逐步壮大。这一时期，宁波帮不仪在北京的势力日益增强，还在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创建会馆。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开埠。

　　1843年12月，英国侵略者存江北岸杨家替没大英领事馆。随后，法国、美国等围相继派驻领事或副领事，并划甬江北岸作为外人居留地，设立洋行。1844年元旦，宁波正式开埠，宁波的开埠，使宁波从封闭走向开放，沟通了宁波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埠以后，宁波江北岸出现一片繁荣景象。“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笑人次之。”宁波开埠后，市场更趋于开放，集市汇集起来的商品，原来丰要存区域内或国内流动，现在则汇聚甬江外滩进入国际市场，这样，宁波市场的商品流动，成为目际商品流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宁波开埠，使富有战略眼光的宁波商人视野更加宽阔，宁波尚人擅长对外贸易的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他们抓住开埠带来的机遇，迅速转变观念，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筒理理念，逐步涉足航运业、工商业、银钱业，在渐次积累资本、初具资金优势后，进而将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结合起来。民国《鄞县通志》说：“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国，财富日增。”《慈溪县志》也说， 邑人“四出臀生，商旅遍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围也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遍及京、津、汉及全国备地，活跃在工商业各个领域，尤其在航运业、金融业更有影响。据资料统计，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执上海金融之牛耳的9大钱庄资本集团中，其中宁波商人占了5家，分别为镇海方家(方介堂)、李家(李也亭)、叶家(叶澄衷)、慈溪麓家(董棣林)、宁波泰家(秦君安)。孙中山先生对宁波商人倍加赞赏，曾说：“宁波人索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型工商团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缉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民间商人社团，1904年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为第一任总理。1912年义改称为上=海总商会。民围时期，上海总商会控制肴上海金融贸易和丁商事业，对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历届总商会长及董事大都是由宁波帮商人主持的。另外，“宁波商帮”在汉口、天津等大商埠影响力也很大。汉口工商界巨子中有不少是宁波商人，在汉口商务总会中，宁波人任总理、协理、议董的人不在少数。在天津，商界势力最大的是广东商帮和“宁波商帮”，在商业中心很多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