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的创业致富史

　　创业不仅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还对新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建立起着决定性作用。看看那些名人创业的故事，从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致富道路。那么下面是分享的中国名人的创业致富史，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中国名人的创业致富史一

　　18岁创业，19岁成千万富翁，现在要把公司做成“机车界华为”

　　请来杨向阳、徐小平、蔡文胜等投资大佬站台，名不见经传的创业公司逗哈科技发布国内首款前双轮智能机车iTank，售价7999元，宣称是专为热衷时尚、运动、有车人士打造的装逼利器。

　　据介绍，这款耗时18个月，续航可达100公里的iTank，单单下置式可侧倾偏摆双前轮的结构外形设计，背后就耗资2000万、拥有17项专利，属于100%的自主研发设计。

　　在影响电动机车的关键问题续航方面，iTank采用了和特斯拉同级别的韩国LG定制动力锂电池环保电芯，并且和法国的FPS公司联合开发了PACK电池包技术，目的是为了保证数百节锂电池同时工作状态下在面对各种情况下的安全稳定输出。

　　谈及为何在国内推出这样一款另类的电动机车，逗哈科技创始人李官德表示，国内电动机车行业内大型整车企业同质化严重，不论是在外观还是在技术方面都缺乏创新。而且，仅有的一点新车型创新，也会被同行疯狂抄袭、模仿，导致无人愿意创新，行业内的创新意识被完全淹没。

　　“抄袭的背后是国内大型整车厂一味追求量却渐渐忽略了质，车款众多却都没有颠覆性产品，质量和外形也是始终得不到提升。这直接导致整个电动机车行业偏离了创新推动的正确路径，利润持续偏低”，他说。

　　提及李官德本人，他的经历似乎比这款机车更具玩味，他自称是创业者中学历最低、最不懂互联网，但却是最懂机车的人。

　　李官德来自浙江台州的一个小乡镇，18岁的时候凭借对机车行业的一腔热爱，开始学习修车、研究车、买零配件组装车，历经一年19岁便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成为身价千万的“高富帅”。

　　但随后由于工厂不规范，没有营业执照，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封厂，李官德一夜间又从身家千万的高富帅变为“百万负翁”，但这并没有阻挡李官德对机车的热爱。于是，他选择东山再起，开启正规化运作模式，继续做机车。

　　紧接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李官德开始尝试机车国际化业务，事实也证明国际化思路让李官德的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当时李官德创办的企业一年出口总额超过2个亿。

　　但是在2011年的米兰EICMA展(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李官德却遭遇滑铁卢，产品被诉侵权，展位被相关部门包围查封，展位车辆全部没收，连护照都被没收，引发欧洲当地媒体纷纷报道。李官德开始深深感到中国制造的弱势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于是，在2015年，李官德带着自主研发的逗哈EV3(也就是国内发布的iTank)再亮相米兰EICMA，这一次不仅获得了欧洲展商的认可，并且和欧洲最大的摩托车代理商之一MSA现场签下数亿人民币的订单合同与代理协议，而在国外这款机车的价格在4000欧元以上。

　　李官德表示，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从制造向创造升级的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缺失严重，主动权及主导权较弱，业内有影响力的品牌缺失;

　　其次，产品质量水平滞后规模增长，产能过剩严重;

　　再次，生产型企业服务意识与能力普遍不足，用户体验缺失。

　　回顾李官德21年的机车创业历程，专注于实业的李官德与大多数中国工业制造商一样，遭遇到产品在国外展会受质疑甚至排斥。所以，他表示最大的愿景是把逗哈科技做成“机车界华为”，不仅要学习华为的匠心精神，还要像华为一样把中国创造推向世界。

　　理想归理想，但最终还是要触及国内的现实问题。比如机动车国标“GB7258”规定摩托车分为二轮、侧三轮、正三轮，其中正三轮摩托车必须为车轮“前一后二”对称分布，时速不得超过70公里。

　　然而，iTank双前轮是在机动车标准里没有明确规定的，这意味着能否上路或者需不需要上牌成为一个待解的难题。加上前不久包括深圳、北京都在施行“禁摩限电”整治行动，这无疑在政策方面给iTank的普及带来一定的压力。

　　李官德把官方“禁摩限电”的做法归结为电动车企业本身产品没有做好，道路没有明确的规范，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才导致事故频发。“智能出行设备在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解决城市出行问题的主体是更多的地铁和地面公交系统，而首要的辅助工具将是智能化的、节能、绿色的中短途个人载具”。

　　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推动环保出行、智能化甚至是中国品牌国际化的行为，尽管政策、法规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迟早会被认可。

　　目前，iTank 已经在京东开启众筹，但7999元的价格，想必已经让一部分人望而却步了。

　　中国名人的创业致富史二

　　他60多岁转型再创业，80岁收获一个中国好莱坞，又砸300亿

　　浙江横店，一个户籍人口只有8.9万的小镇，每天有超过10个剧组在这里取景拍摄，每年2/3的国产古装剧在这里完成。美国《好莱坞》杂志将它称为“中国的好莱坞”，而仅论规模，它比好莱坞还大。一手打造出这个世界级影城的，是80多岁、至今仍以农民自居的徐文荣。

　　从1996年为谢晋的《鸦片战争》搭第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到在“争议”中投入300亿修建圆明新园，60多岁、在别人“你没有文化”的质疑中“非要做文化”的徐文荣，在应该退休的年纪，让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变成了与美国好莱坞齐名的影视文化旅游重镇。就连马云进入影视圈，也得先找他“拜码头”。

　　被货郎挑进横店

　　虽然一辈子的事业都离不开横店，但严格来说，徐文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横店人。

　　徐文荣1935年出生于浙江东阳的新东村，他3岁时，家里决定南迁横店。妈妈和哥哥姐姐们轮流抱着徐文荣搬家，抱一会、歇一会，最后找了个货郎帮忙将他挑进了横店。

　　▲徐文荣出生地新东村

　　徐文荣的童年在穷苦和自卑中度过。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靠父亲做点小生意维持，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家中常常揭不开锅。

　　父亲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糖饧，年幼的徐文荣拿着一个口袋、一杆秤跟在后面，换来的稻谷由他来背。

　　他的邻居做火腿生意，两家人时常走动。一次赶上火腿腌晒的季节，院里一排排火腿在太阳底下晒着，油一滴滴往下淌。母亲见状，趁着跟女主人讲话的空档，让徐文荣赶紧回家拿空碗来接油，然后拿回家炒菜做饭吃。

　　“我顶着太阳、举着碗，在一排排火腿架子下钻来钻去。那时候虽然还小没有上学，但是心里非常伤心。”徐文荣回忆说。因为家境贫寒，他经常得帮忙干活，并因此被同龄人嘲笑，自卑的情绪就此蔓延。

　　后来，徐文荣自卑到不愿出门，因为一家大染坊主的儿子见面就嘲笑他。时间一长，自尊心极强的徐文荣坚定了一个想法：“苦难不解决，人生一世，活着没什么意义。”

　　▲截至2015年底，在横店演员公会注册的人员已达3.1万人，明星美女在横店成了街景

　　1950年抗美援朝，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迫切要走出贫穷和自卑的徐文荣未满16周岁，但也偷偷报了名。他侥幸过了初审，却因“全连个头最矮”被带兵军官退回原籍。

　　回到原籍的徐文荣由此开始了在横店的打拼。他先是在公社里当了7年的“小干部”，后来辞职跟着父亲做游商、捣腾一些小买卖。这段经历激发了徐文荣自己做生意的想法。

　　游商期间，徐文荣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山区肥料奇缺，而此前他在上海听说有一种比尿素肥力还高的农家肥“马桶砂”(人体排泄物积在马桶壁上的固状结晶体)。凭借信息的优势，徐文荣向安文公社提出“以肥料换粮食”，得到对方同意后，他数次北上上海，收集了1500多斤“马桶砂”，运回来交换了同等重量的玉米。除留少量给家里应急外，徐文荣将大部分粮食分给了横店的低产户们。

　　做成这笔“大买卖”后，徐文荣又打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主意。他凭借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再次一路收购到上海，还用赚来的钱坐上了飞机，成了当地社员心目中的“大人物”。

　　曾经备受嘲笑和奚落的穷小子，转身赢得了横店人的广泛信任，1966年，徐文荣成为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商场传奇正式拉开序幕。

　　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

　　徐文荣身上有两个标签：敢为人先、不服管。当地一位乡党副书记曾说：“我们乡里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

　　这个乡干部眼里“可以枪毙”的人，后来靠着“敢为人先”成了市长的座上宾，更一手主导了横店的经济腾飞。

　　横店集团的萌芽始于徐文荣创办东阳横店丝厂，据《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一书记述，1975年4月18日，在徐文荣多次跑到省里催问后，东阳横店丝厂的批文终于发了下来。

　　企业创办资质有了，钱从哪儿来却成了大问题。思前想后，徐文荣想到了一个如今被说滥的手段——众筹。他来回游说于全公社39个大队，最终筹集了50254元的三年无息借款。然而，这笔钱对于丝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不得已之下，徐文荣只好去求银行。

　　为了讨好当时的银行行长，徐文荣几乎盯在了行长家门口，他使尽了各种方法做“公关”，甚至去给行长的夫人找过胎盘。最终，他从银行拿到了26万元的贷款，丝厂的启动资金终于有了着落。

　　丝厂投产是横店走向规模经济的起点。徐文荣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总能抓住大势，跟着潮流走，他将之形容为“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借助国家政策东风，徐文荣将丝厂升级为现代化的轻纺和针织厂，随即又涉足当时即便是大企业也不敢轻易进入的磁性材料领域。此后，他又带领横店将商业版图扩展至医药、化工、汽车等领域。

　　改革开放之初，横店已经成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标杆，受到经济、社会学家的瞩目。198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专程考察横店，总结称：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横店模式则是两者的结合。

　　在横店模式中，徐文荣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横店打造成了年营收近500亿的超级乡镇企业。他先后参与创办了700多家公司，电气、电子、医药、化工是其中的“大头”，而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横店影视城，产值只占横店帝国的10%左右，仅仅是冰山一角。

　　“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

　　徐文荣杀入影视文化领域，源自一个让他颇为苦恼的现象：横店人富裕起来之后，却缺乏娱乐休闲的地方，外来的人才也很难留住。“那时，我就想把横店装修一下，装修的材料就是文化。”

　　做文化产业需要政策的支持，徐文荣为此天天往省里跑，一位副省长对于他不断登门拜访的行为不胜其烦，说：“你真是走火入魔，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

　　徐文荣较上劲了，非要搞文化，反正他已经有了钱，别人也“拦不住他”。他的“执拗”给横店带来了新的蜕变，起初，徐文荣建影剧院、体育馆、歌舞厅、文化村，这些文化设施虽然常见，但在横店还很新鲜，很快在乡民中引发轰动。之后，徐文荣又趁热打铁，搞了神话荟萃、封神宫等建筑。

　　起初，徐文荣投建文化产业的目的是让横店更多彩、有活力，但小项目做多了之后，他意识到文化产业同样很有经济潜力，到影剧院、歌舞厅消费的乡民们络绎不绝。徐文荣想：这样“自产自销”的生意不成气候，如果能依靠文化产业吸引外面的人来消费，那一定是个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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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名人的创业致富史三

　　35厘米长大馒头卖1元，8年不涨价，每年卖2000万元

　　只卖1元，8年从不涨价，在一块美食林立的土地，以及物价飞涨的今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食物，如何杀出重围并且持续盈利?围绕一个馒头，完成商业生态，升级商业模式，这样的产品你可能学不会!

　　馒头的营销学

　　在重庆洋人街，有很多怪事。

　　比如，世界最大最牛的厕所，没有收银员的小货摊，以及1元钱的美心馒头。

　　黄昕是洋人街美心馒头的负责人，在她眼中，馒头有一种朴实的情结。

　　个头饱满的美心馒头，长得像擀面杖，很多人叫它“擀子馒头”，每一个有35厘米左右，分量更是普通馒头的4倍。在游人如织的洋人街，总会看见排着的长长队伍，提着一大包馒头的人们。“跟重庆小面、陈麻花和合川桃片一样，美心馒头也成为重庆的美食名片。”在黄昕看来，看见自己的馒头如此受欢迎，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洋人街的美心“擀子馒头”

　　如今的美心馒头还是小小的网红，有一帮簇拥者，在微博上搜索洋人街，几乎一半的结果会提到它。和馒头来一张合影，比一比谁的脸小，或者分食馒头秀恩爱，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法，让普普通通的馒头有了新的生命。

　　美心馒头的名声，渐渐地在当地家喻户晓，洋人街的人气也因此越来越大，“打的去洋人街买馒头”成为一时潮流。需求太大也成了一种烦恼，黄昕描述到：“一天卖两吨面粉，节假日还要翻倍，有时更是要24小时加工。”

　　一个馒头成就了整个洋人街，但背后的过程却是艰辛的。

　　早在2006年，彼时的洋人街刚刚开业，交通还很不方便，游客多，商家少，配套服务完全跟不上，甚至连最基本的餐饮都无法提供。

　　“解决这个问题，并打响市场，需要一款拳头产品来引导”。黄昕说，“大众都能接受的馒头成了第一选择。”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太表面，更不能为了做馒头而做馒头。于是从2008年开始，洋人街就着力打造“1元钱经济”，豆花、糍粑、面包和矿泉水等1元食品可谓五花八门，这些低价美食吸引了大量游客，每天销量超过8万件。

　　可馒头毕竟是北方的主食，南方人吃得少，市场本身不大，“前期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黄昕经手以来，最难忘的一段时间。“最初美心馒头的知名度低，洋人街也是假日经济，平时人不多。”为了打开销路，引导顾客去洋人街消费，黄昕和团队做了很多努力，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跑遍了市区每个人多的地方，每天开车派人做地推宣传，直到天黑连路灯都关了，才收摊回家。坚持了半年，基本打开了销路，人们知道重庆有个洋人街，洋人街有个美心馒头。

　　美心馒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成为一种即食又便于携带的旅游小商品，风靡于洋人街的街头巷尾。

　　“1元馒头是招牌，是洋人街食品线的引导者，更是洋人街的缩影。”黄昕回答。

　　馒头的经济学

　　依靠“1元策略”，美心馒头的销量很好，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却浮出水面。

　　随着原材料涨价，馒头的成本不断增加，1元的馒头很快出现亏损。“2008年50元一袋面粉，一个馒头还能盈利几角钱，现在涨到100元一袋，馒头的成本也达到1.5元。”摆在黄昕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馒头涨价，要么分量减少。

　　为了此事，美心集团董事长夏明宪专门组织开了一场会议，他甚至拍着桌子说道：“美心馒头打死也不涨价，不减量!”

　　同时，外界也不断发出质疑声。“打死不涨价的馒头到底能够撑多久?”“发生通货膨胀，老板能顶得住吗?”

　　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黄昕意识到，没有商业化的逻辑，馒头根本不能持续地走下去。“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没有一个办法，既不用涨价减量，又能持续发展?黄昕慢慢发现，美心馒头其实带来了巨大的人流，但是却没有好好利用。“把顾客、馒头和其他食品捆绑在一起，通过馒头带来顾客，然后从其他食品上盈利。”黄昕说道，“虽然馒头卖一个亏一个，但是围绕馒头的衍生产品利润填补了一元馒头的亏损。”由于销量大，所以原材料消耗大，因此进货价格比市场低，再加上美心馒头周边，有了酸辣粉、香辣豆干以及各种伴饮的摊位，已经形成一个食品生态。在粉丝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招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方法，不仅让馒头生存下去，反而赚到更多的钱。

　　现在黄昕不担心馒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反而是1元的馒头卖断货最让她头疼。“美心1元馒头的招牌不能砸，如果1元钱馒头断货了，只卖两元钱的面包，顾客会怀疑1元馒头只是噱头，我们是欺骗顾客。”

　　馒头卖得好，市场上也纷纷出现山寨品。有商家模仿美心馒头，外形上如出一辙，价格上也打出“只卖1元”，但是根本上没有洋人街美心馒头的生态模式，单一的产品很快承受不了持续的亏损，只好把分量减小一点。“减少了分量就明显不是美心馒头，还不如去洋人街卖。”销量小了，产品积压，造成口感很不新鲜，最后这些“山寨店”基本都关门了。

　　在在重庆涪陵区蔺市镇美心红酒小镇，美心集团也照搬洋人街的模式，在当地开发了美心馒头，因为比市场价格低，这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人专门来批发美心馒头，然后把一个美心馒头切成几个，再转手以1元一个的价格卖出去。”这种倒卖的生意，让美心馒头的团队也很无奈，“这没有违反游戏规则，的确也是美心的馒头，打假怎么打。”美心馒头成了当地的馒头工厂，也成了一条美食风景线。

　　没有组合拳的产品和规模化的生态，美心馒头的特殊商业模式很难复制，这已经形成洋人街独有的馒头经济现象。

　　馒头的工匠学

　　最早的时候，美心馒头的生产线只有一条，还是在一个破旧的茅草房，由于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增加至三条生产线。站在重新装潢的店面外，通过透明的橱窗玻璃，可以看见整个馒头的加工过程。

　　从一把面粉到最后的成品，为了做好一个馒头，八年如一日，对于这份工作，黄昕和她的团队从未间断，也从不埋怨。

　　因为热爱，所以追求。经过不停地改良，美心馒头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同家里面的手工馒头相比，我们的讲究更多，比如和面精度就必须达到规定程度才行。”原材料和辅料都是标准化机器生产，而这整套机器也是通过美心馒头的实际情况组装改良的。

　　在不同的季节，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面粉在醒发的时候也会有差异。“有一次，供应商的面粉用手工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用机器做出来，打开蒸炉的时候，本来看起很饱满的馒头瞬间就缩紧了。”对于这种不合格的产品，黄昕表示不会二次加工再卖给顾客。“洋人街有鱼塘，这种产品会做成喂鱼的饲料，馒头做不好是技术问题，缺斤少两是人品问题。”

　　因为馒头的特殊性，保质期不会很长，追求新鲜度的美心馒头，更不会委曲求全的添加防腐剂，甚至做成半成品，物流运输半径和范围的缩小，让它的电商化之路根本走不通。

　　现在，围绕美心馒头的洋人街食品线，员工已经超过一百人。“新员工需要组织专门的馒头培训，老员工也有定期考核，公司还派人去北上广和日本学习先进的食品机械和管理。”既是为了一个馒头，也是为了一份工匠精神。

　　“有时候你会看见开豪车来购买的人，也会看见很多社会底层只为填饱肚子的人，美心馒头在他们面前没有贫富之分。”这种善的商业逻辑和价值，也成就了一项民生工程。

　　在进驻洋人街之前，美心馒头在海峡路有过一个老店。提起这件往事，黄昕至今还很感慨：“经常可以看见一对做环卫工作的老夫妻，当时我们有两块钱免费劵的活动，你可以看见他们每天都来排队领受，一个馒头加一杯玉米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美心馒头除了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利之外，对于抑制洋人街的物价也有很大的作用。洋人街里面也有其他外来的经营户，但是都是捆绑在洋人街做生意，美心馒头起到了平抑价格的作用，欺客宰客，漫天要价，这种现象在洋人街几乎很少发生。“老百姓一提到洋人街，都是竖起大拇指。”

　　因为雇佣收银员的成本高，在每个美心馒头的售卖点，都安放得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投币箱，顾客自己投币，因为零钱太多，每天还要安排人来数钱。“今年过年期间，6天卖了100万元，七十多袋装零钱的编织袋，堆了半间屋。”

　　2015年，美心馒头的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相比挣钱，更大的价值是带来了海量的人流量，把洋人街打造成了重庆著名景区。黄昕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卖了多少馒头，摸了摸头笑着说：“1亿个肯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