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观念的历史演进

　　公民社会是个历史范畴。两千多年来，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公民社会概念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1.公民社会的古典形态

　　公民社会的古典含义跨越了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7、18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

　　“公民社会”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指的是“城邦国家”或“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将其转译为拉丁文，“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保留“政治社会”含义的同时，更多的带有“文明社会”的含义。此后，一直到近代之前，包括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神学家在内的西方思想家，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17—18世纪期间，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要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以反对封建王权的君权神授思想。他们认为，人类最初是生活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之中的，但这种自然社会由于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要通过权利让渡并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过渡到公民社会。于是，“公民社会”获得了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含义，与“政治国家”是同义语，指的是人们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一种法治的、和平的政治秩序。

　　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洛克、卢梭等的古典公民社会概念，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相同一，这反映出了西方文明一直到17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即国家与社会并未分离或者并未完全分离，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

　　2.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以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是在二者在现实中实现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和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确立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进程。作为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作为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把公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3.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公民社会观念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赋予了公民社会新鲜的文化生命，开创了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研究公民社会的理论传统，启动了公民社会观念的当代转向。经过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前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后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科亨和阿拉托，通过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反思，提出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当代转型。